郑成功的请援使有以上四次。但最后一次乞师的第三年，他壮志未酬，死于南海之地。继承其遗志的是郑经。
郑经也有一次乞资。时间是在宽文三年（清康熙二年）（1663年）。
这次乞资的经过是这样：郑成功的哥哥、郑经的伯父郑泰本来就有二心，被郑经察觉后，遂令其自尽。当时从其遗物中发觉郑泰把同我国贸易所收获的大量银钱寄存在长崎。因此，为了拿到这笔银钱作为“恢剿逆虏之资”，而给长崎奉行送去了一封信。
结果是多半银钱已经被倒向清朝方面的郑泰的孙子郑奎舍和郑泰的侄儿郑按舍领走，看来郑经的意图基本上没有实现。不过，郑经对日本国进行的那种活动，可以算作广义的乞资。
其它明末遗臣的乞师
以上是郑氏家族向日本要求援军的经过，而明朝遗臣的乞师另外还有数十次，其中主要的罗列如下：
第一次
正保二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十二月。
仕于唐王的都督崔芝，以林高为使者，派去日本，要求派兵三千。（郑芝龙汲取书信中“……前云借兵五千……”一般认为就是指的这次崔芝要求派兵。）对于这次借兵，幕府向长崎奉行指示：“……此次林高虽来申述，然而事起仓促，无意满足。可将此意告知，令林高早早回国。”
表面上做出的答复是拒绝，据其实是在暗暗地作出兵准备。但是京都所司代板仓重宗曾经向其侄儿板仓重矩透露了出兵计划，而且极其具体地记录下了计划的内容，决定派“主将一人，副将十人”，“知行一万石征发一骑和步兵三至五人”。由此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其中内幕情况。
第二次
同年冬。
海盗出生地水军都督周鹤芝，要求与其有旧交的萨摩藩主岛津氏派遣援兵。据萨摩藩答应以第二年四月为期，借兵三万。（另，有人认为第一次派求援使来的崔芝和这位周鹤芝是异人异名，也有人认可是异名同人。）
第三次
正保三年（顺治三年）（1664年）三月。
周鹤芝根据前一年与萨摩藩的约定，准备派遣参谋林斋舞把计划付诸实现。但找到副将黄斌卿的反对，据未能实现。
第四次
同年九月。
（也就是上述郑芝龙的乞师。）
第五次
正保四年（顺治四年）（1647年）二月。
周鹤芝遭到黄斌卿的反对，一度放弃了向萨摩乞师的念头，这次又要求派援兵。但这时福州已经失陷，唐王也被捕，萨摩藩尽管与周鹤芝之间影父子之义”，但其救明的意志已经减退，因而不了了之。
第六次
同年三月。
看来周鹤芝向日本乞师最为热心。他一义子林皋为使者，随同安昌王于这一年再次向日本乞师。但据不得要领而还。
第七次
同年六月。
安昌王曾作为第六次求援使去过日本。这次他借同御史冯京第及黄斌卿的弟弟黄孝卿，又来日乞师。但据黄孝卿耽溺于长崎的妓女，把乞师之意忘在脑后。由此可以看出，明朝遗臣方面也开始出现了颓废的萌芽。
第八次
庆安元年（顺治五年）（1648年）。
（即上述郑成功的乞师。）
第九次
庆安二年（顺治六年）（1649年）十月。
冯京第偕同黄宗羲去日本乞师。从《海东逸史》来看，与第六次的记述（《日本乞师记》）、第七次的记述（《海东逸史》）同样都记为“不得要领而还”，大概是基本上未予受理，稀里糊涂地回去了。
第十次
同年冬。
据舟山群岛的鲁王处任职的御史俞图南来岛了日本。汪光复的《明季续闻》仅作了这样的记载，详情不明。但可想而知也是为了乞师。
第十一次
同年十一月。在鲁王处任职的将军阮美去日本乞师。但其背后有*僧捣鬼，表明乞师情况正走向穷途末路。
第十二次
万治元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六月。
（即上述郑成功的乞师。对他来是第二次乞师。）
第十三次
同年。
郑氏家族郑泰的请援。《外藩通书》在记载《郑经呈长崎奉行书》的后面，附有近藤守重的按语：“郑泰于永历十三年（明永明王的年号）（清顺治十五年）向日本请援。”但按语仅次一行，不知是否属实。
第十四次
万治二年（顺治十六年）（1659年）。
朱舜水乞师，朱舜水后来作为水户藩的宾客而收到重视，最后以日本为埋骨之地。他曾经多次去日本，所以关于他的乞师计划，也很难决定其年代。现在根据中村久四郎的法，把他最后去日本的年代（也就是最后没有回国那次）看作是乞师的年代，因而就以万治二年为期了。
第十五次
万治三年（顺治十七年）（1660年）七月。
（上述郑成功部将张光启的借兵。）
第十六次
贞享三年（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
这时候三藩之乱已经平定，占据台湾的郑氏家族已经投降，清王朝的基础已经十分巩固。但还是有一个名叫张斐的明人来到长崎，声称：“闻水户候甚重道义，为得其助，以谋恢复而来。”到了这个时候仍然有人不舍复兴明室之志，确实令人惊愕。这是所能知道的最后一次乞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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