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损失，而且要治罪。所谓帑利是指帑本和利息。清代的帑本有二:一为皇宫内务府贷出的资本，称内务帑本；一为由地方官衙借出的资本，称京外帑本。政府通过发放帑本，从盐商处获取巨额的生息银两。尽管帑息制度最初对盐商等集资金有一定好处，但是，法行弊随，仍然逃脱不了封建政府对盐商的高利贷剥削。特别是乾隆以后，出现了盐商既要偿还帑本，又还要报销捐输的状况。而政府方面却将盐商报销捐输之款又作为帑本再交盐商经营，同时还要付这一帑本之利息。盐商原有的资金，无形中变成了政府的帑本，并要付政府利息。这种帑本不仅对盐商毫无帮助，反而成为盐商的沉重负担。结果导致“商力因之疲乏，两淮、河东尤甚”。特别是在引盐滞销时，就使盐商陷入了负债累累的境地。而封建政府对拖欠帑息的容忍也是有限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政府为了财政收入，就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严重亏欠课帑的盐商抄家清产，最后导致盐商破产和身家复败。这也就是曾经动辄数十万银两的朱立基盐商集团，最后彻底垮台的原因。
三
社会以商为末业和传统的儒学影响，并不以商为荣，而是重仕轻商，追求仕宦，这样就形成了如下几个心理特点:
1轻商重儒观。如盐商王文显之父，官教谕，职卑而贫。文显兄弟5人，文显为长，四个弟弟均望文显而立，以是文显弃儒就商，最后以商致富，为王氏之兴立下汗马之功。可是其父告老返家后，由于轻商思想作怪，首先让长子王文显分家出去，使文显大受刺激，悲作《五噫歌》，歌词中影朝人扫除兮，出而暮思噫，清风飘裳兮，明月鉴之噫；古有履霜兮，实获我志噫”。其父听到此歌后，有所悔悟，父子才和好如初。当文显弟王珂举于乡时，其父高胸:“兄商而利，弟士而名，乃吾今何憾矣”。又如盐商杨近泉，虽为两淮盐笑祭酒，却“独喜与士子游”，当其子杨恂举于乡时，杨近泉在淮上闻捷，掀髯喜曰:“夫我乃不以儒显，儿子以儒显矣，尚何事贾，即日弃资斧北还，与乡老结社觞咏为欢”。再如盐商沈廷珍，“经商所至，必携学通鉴，时诵习之，遇事辄有援证，工楷书，喜为近体诗”。
2锆营仕宦观。如蒲州盐商展玉泉，上数百金，得授归德之商丘驿丞，对其经营之沦盐，遂命其子掌之。临行时，高胸对其子:“我仕矣，得间或视尔”。展玉泉虽然只得了个驿丞，且受到了同业者羡慕，“荣其贾而能仕，仕而不失其世业”。另外，在河东盐池专为商籍子弟设立了运学；在淮扬盐场，山西之阎、李，科第二百年。下述部分盐商子弟科举仕宦资料，生动地明了这一点。
3义儒经商观。盐商王文显的观点最为典型，他:“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所以善商者，身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
4积德行善观。如山西襄陵人乔承统，父中盐卒于扬州，承统弃儒而贾。承统弟得罪两淮盐督，亡去，追捕甚急，承统挺身而出，就狱，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产予弟。顺治二年(105年)，清兵南下，令军中所俘妇女，其家愿赎者，可放归。承统闻故旧女子多俘在中，乃遍访诸营，倾囊赎以归其家。又如临猗人阎杰，经营盐业五年，盈利数万，旋辞商归家，倡修庙宇，周济苦民，每于岁暮，设施饭衣，终身不倦。
经济状况、心理状态的分析，鉴于盐是一种专利品，获利大，以至连皇室族人也插手其间，所以在山西盐商中，势豪望族大地主不乏其人，他们上下勾结，左右盐业，从中谋取暴利，至于一般商民只能拾其残羹。从山西盐商的发展过程看，他们大体是: (1)以盐商起家，登上仕途，利用权势，支持其商业；(2)利用先人遗产遗资，投资盐业运销，增殖资本；(3)通过盐业与其它商业互相支持，互为补充，扩大财富。山西盐商的成功，除了极临边境的地理优势和本省拥有运城盐池的自然条件外，他们善于经营和不辞辛苦，也是成功之道。但由于当时的社会主要是自然经济的格局，商品经济不够发达，以致他们虽然集中了一些资本，却不能投资于生产事业，其资本一部分被他们挥霍掉，一部分购买了土地，一部分被捐输助饷。加之，由于受封建文化的束缚，他们在心理上追求的是仕宦儒学和封建伦理道德，这种由商冉仕宦之途，而不是由商到工的道路，可以是明清商饶悲剧。究其原，还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低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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