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金日成还不死心。面对来自南方的威胁，金日成主张变被动为主动，他踌躇满志地认为这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有利时机。为此，在积极调动军队进行防御部署的同时，金日成于7月初下令三八线地区的各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状态，并“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师调回朝鲜：沈阳师配置在新义州，长春师配置在罗南”。做好准备之后，9月3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向苏联使馆通报：南朝鲜最近企图夺取瓮津半岛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并炮击海州市的水泥厂。因此，金日成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瓮津半岛及其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份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如果国际局势允许，还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相信，他们能够在两周，至多两个月内，占领南朝鲜。
苏联驻朝鲜使馆代办顿金应维辛斯基的要求对情况进行了核实后，于9月14日向莫斯科报告了南北朝鲜军事力量的详细情况、金日成的考虑以及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报告说，“金日成认为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不强”，北方军队“在技术装备、纪律、官兵训练素质，以及士气等方面，均优越于南方军队”。如果进攻顺利，“可以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和外务相朴宪永还认为，当朝鲜发生内战时，美国不会直接出兵干预。但顿金本人认为，金日成计划的局部性战争必然导致朝鲜爆发内战，而北方军队还未强大到足以在速决战中取胜，同时，“不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持久内战对北方都是不利的”。
不过，什特科夫大使却赞同金日成的计划。他认为，“南朝鲜政府的政治地位是不牢固的”，朝鲜半岛的形势对北方有利。尽管不排除“美国人将干预这场冲突并给南朝鲜提供积极帮助”的可能性，而人民军的数量及其拥有的物质力量现在还不能保证完全粉碎南方军队和占领南朝鲜，但他仍然认为，“发展朝鲜南部的游击运动并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领导是可能的和适宜的”，在有利的形势下，可以借口“南朝鲜人在三八线上的挑衅”，“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
经过慎重的研究和讨论，莫斯科还是否决了金日成的计划。9月24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责成什特科夫严格按照决议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朴宪永声明：“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由于南方的游击运动和群众斗争没有积极开展起来，建立解放区和组织人民起义的工作进行得很少，“从政治方面看，你们建议的对南方的进攻也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此外，进攻瓮津半岛和占领开城地区的局部战役就意味着“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提供借口”。所以，“目前争取朝鲜统一的任务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在朝鲜准备全民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人民军”。显然，斯大林认为在朝鲜发动战争的条件尚未成熟。
斯大林的决定令金日成感到沮丧，但他虽然勉强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却还是继续积极备战。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北朝鲜第三警备旅攻击侵入三八线以北1.5公里法音山高地的南朝鲜军队，并占领了这两个高地。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参与讨论并默许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斯大林报告，莫斯科对此极为恼怒，葛罗米柯严厉地指责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
然而，仅仅两个月以后，斯大林便给金日成发放了走向战争的通行证。
1950年1月19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发来的报告：在一次小范围的宴会后，金日成借着酒意激动地对苏联使馆人员说，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游击队不能解决问题。南方人民知道我们有一支优秀的部队。最近我夜不能寐，考虑着如何解决统一全国的问题。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金日成希望“同斯大林会面，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如果不能同斯大林会面，那么他想去见毛主席。金日成还指责苏联不允许他进攻瓮津半岛，否则人民军在三天之内就能成功，“如果发动一场全面进攻，几天之内就可以进入汉城”。
与苏联使馆人员采取的回避态度不同，这一次斯大林却出人意料地改变了主意。经过一番考虑，1月30日斯大林亲自回电说：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明白，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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