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棉纺厂小区的围墙只有几十米长。围墙的尽头又是杂乱的自建房，只是这条巷子应该是背街的小巷，两边都没有门面，只有几座年久失修的后门。
又沿着幽暗的小路走了十几分钟，前面出现了一条横向的大路，路口吊着一盏明亮的水银灯，隐隐约约有嘈杂的声音传来。马成功走到水银灯下，果然看到有一个路牌，上面写着“花园路”。
转过路口，只见前方光明鼎盛外加烟雾缭绕人头攒动，巨大的声浪响彻夜空。各种烧烤摊、小火锅、小食店都把桌椅摆在了街面上。几乎每家门面前的人行道上都坐着两三桌人，而几乎每家的客人中都有那么一两个脱了上衣，光着膀子的彪形大汉正举着啤酒瓶，脸红脖子粗地拼命说话。
唯一冷清一点的是门口转动着霓虹灯，门面上的大落地窗户上写着“美发”或是“按摩”字样的小店，可是当你透过窗户看进去的时候，却总能看到有一两个穿着吊带热裤的时髦女郎正低着头玩手机，也不知道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这地方就是和顺河街挨着的，三十年前因为城市扩建而形成的清江最着名的城中村，以前叫白玉兰村，现在叫花园路。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白玉兰村的人一直被城里人所看不起。比如马成功小的时候，他的母亲郑春芳和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提起白玉兰村的人就会用“那些城乡结合部的人”来指代，而完全忘记了正是因为白玉兰村成为城乡结合部，由几个大厂及其家属区组成的顺河街才甩掉了城乡结合部的帽子。
当然，白玉兰村的人从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之后，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们只能在城里找点没什么技术性的简单工作，或是干些纯粹卖力气的脏活累活，除此之外便只能守着每年村上发的那点土地转让金和分红款，一个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而在现代社会，穷和土就是一个人的原罪，这也是他们被鄙视的根源所在。
穷则思“变”。当白玉兰村的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之后，某些不甘心而胆子又大的人便捞起了偏门。因此这地方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便成为了清江治安的重点和难点，所以又被称为清江黑恶势力的集中营。
到了九十年代末，清江如同全国其它老工业城市一样，遇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下岗潮。这导致很多棉纺厂、编织厂、手套厂等等诸如此类老厂的下岗女工们都拖家带口的跑到这里来讨生活，于是乎这地方又多了个别称，叫清江红灯区。
有了这两个称号的加持，白玉兰村给人的印象更加不堪起来。
关于花园路的故事马成功当然一清二楚，毕竟当初不管是他的母亲郑春芳，还是他上中学时的班主任张可秀老师，都为了鼓励他认真学习，半调侃半威胁地告诫过他，考不上大学就只能去花园路混社会。
可是此时马成功仍然在花园路的街面上闲庭信步，因为比起他在非洲所见过的那些真正的穷困潦倒之徒，穷凶极恶之辈，或者是穷山恶水之地，花园路的这些人简直都是温柔良善之辈，而这地方比之天堂也不遑多让。因此他不但脚步轻快，甚至还在街边一个只有一米宽，进深也不过两三米的奶茶店买了一杯喝了第一口就明白是临期奶粉加糖加水，再混合那种在非洲只要两块钱一大袋的木薯粉制作而成的珍珠奶茶。
将奶茶拿在手上，马成功边嘬着熟悉的味道，边兴致勃勃地走马观花了起来。
正当马成功在一家写着“台湾烤肠”的小店门口研究那黑漆漆的案板上的痕迹是烤肠的炭渣还是动物油和灰尘的混合物的时候，一个声音骤然响起：“老马？马成功，马工。”
马成功左右看了看，又转过身，一眼便望见对面一家写着“吉祥汽修”牌子的大门旁，一个人正对着他拼命地挥手。
“这儿，这儿。”那人又大叫道，一边叫一边错过来往的电瓶车和汽车，穿过马路向马成功跑来。
“陆子明？”
那人跑到面前马成功才认出来，来人正是中午在高铁站遇到的清江分公司的劳务派遣工陆子明。
“老马，你怎么在这儿？”陆子明笑嘻嘻地问道，还打了一个嗝，嘴里冒出来一股混合着烧烤、啤酒外加香烟的奇异味道。
“我......”马成功竟然一时无法回答陆子明的问题。毕竟他是因为计算失误，搞得自己没有地方可去，又莫名其妙地被当成了嫖客，让钓鱼执法的女警察给撵到花园路来的。
“嗨，既然遇到了，就一起喝一杯。”陆子明高兴地对他说了一句。似乎并不在意他怎么回答，就不由分说地拉起他的手，将他带到了街对面的汽修厂里。
进了大门，马成功一眼便看到空地上摆着一个正冒着烟的烧烤炉，旁边放着一张折叠桌，几把折叠椅。桌前坐着几个平头哥，还有一个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长相颇为清秀的小姑娘，另外两个平头哥像是中午和他一起上车的派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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