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又在心中暗自警惕和自省起来，是否是因为这些教门中人开始因为佛骨联合起来的势头，惹得这位大都督有所不喜和嫌弃的，才会给出这么一个颇为狭促的临时起意，却又充满可操作性的矛盾结果，以为敲打佛门各支么？
那自己所在的净土莲宗是否要既是作出表态和跟进，以为坚决支持大都督对于教门的所有决定，以及看在同僚一场还算相处融洽的份上，对于义信、贯休他们再提点一二呢。然后他又暗自苦笑起来，他们通过托请将自己推出来以为探询，岂不就是抱了相应的心思么？
相对于满肚子心思拜别而去的顾问僧虚中，周淮安其实更好奇和在意的是在社调部的例行报告中，新近抵达境内的唐密僧侣动向；当然他对于唐密本身没有什么太大意见，或者说是长期处于形同陌路的漠视状态而已。
因为相对于早早传来中土而深耕于民间各个阶层的显宗八派，开元以后才兴起的密宗，其实更多继承了来自天竺本土的柔软身段和跪舔本事。因为密宗本身就是诞生于婆罗门教复兴，而佛教开始走下坡路的天竺末法年代。
随着大批原本时代把持和垄断僧团上层的土着贵族，带着寺庙和信徒直接转投回到新婆罗门教怀抱去，曾经再孔雀王朝之后又历经伽塞尼加王、戒日王时代鼎盛的天竺佛门也不可避免走向衰亡。
没错，虽然释迦摩尼倡导众生平等而创立了所谓的早期佛教源流；但是仅仅数代之后就在大量加入进来的外道、苦修法门和派系的影响下，变成了另一种以大小寺庙为核心的僧团组织；同时在世俗权贵的供养渗透下，将佛法精义变成只在精英小圈子内的世代传承。
所以一旦这些把持寺院利益的上层，转投了复兴的婆罗门体系顿然就是崩塌性的灾难了。乃至一度传统的佛教徒成为天竺列国、诸侯间，人人喊打过街老鼠式的被歧视和迫害对象。期间无数高僧大德前赴后继的出外传法，乃至不远万里疫病疲累盗匪造成的死伤累累来到中土大唐，也是为了播散和保全佛门的火种。
因此当他们听说有个同样佛法昌盛的东土大唐时，可谓是绝境之中找到救命稻草那般的饥不择食了。因此当继法显、义净之后，又有唐玄奘居然反向回来取经的时候，就像是给暮气沉沉的天竺佛门打了鸡血、注入一剂强心针，导致了最后一次佛门的回光返照。
所以，可以想象当年唐玄奘在天竺时的懵逼和惊喜心情了：我只是一个偷渡出来求法的宗教留学生，怎么到了天竺佛门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就一下子成了所谓最顶级的博导大拿（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
因此，密教就是诞生于这种压抑的社会氛围下，为了确保薪火相传而形成的秘密结社和地下组织，各种轨仪和灌顶法门就是为此发展出来的。然而，因为因为密教诞生的最晚，所以向外传播的时候发现沿途地方，早已经被各种古老流派给见缝插针式的占满了。
所以为了和这些传统佛门进行竞争以获得一席之地，密教由此也必然要比他们更加应地制宜和接地气（不择手段和脸皮）的多。或者说会按照情况不同，突出对于统治者最有力的优势部分。
因此，在汉地佛门大乘派“磨珂衍那”占据优势的吐蕃高原，密宗传法的莲花生不但以修行精进为名，和赞普赤松德赞进行换妻仪式，还大量吸收了原始苯教的伏藏法和各种残酷野蛮的人殉、人祭轨仪；哪怕吐蕃最终因此灭亡了，但是相应的流毒一直沿袭到现代才被西藏解放和土改给彻底取缔掉。
而当通过扶桑的学问僧空海等人东传日本道日本的密教，则是同样吸收了当地神道教和原始氏族部落的残余，而演变成可以嫖娼蓄姬、饮酒吃肉，娶妻生子和以家族继承寺院、拥有领地和僧兵，几乎百无禁忌的东密体系。
相比之下，反而是东传中土大唐的唐密体系最为完整，几乎是大搬家和逃难式的把东天竺最后一点传承渊源都转移了过来。因此他们同样也针对历代皇帝投其所好的进行了适应性改变，比如传统佛门所不耻的咒禁体系（诅咒过安史叛军和历代藩镇），带有大量天竺养生之道的瑜伽法和医学传承的房中术。
至于最终长生不长生不好说，但是多少促进和帮助了李唐皇室的子嗣兴盛却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唐密之所以被称为唐密，一方面是一度盛行于唐朝，另一方面就是其教门本身，与礼堂王朝上层捆绑的有些太深了。所谓的三代国师（善无畏、不空和金刚智）六朝左右街僧录的显赫，可不是那么好生受的。
所以晚唐崩灭之后，其他显宗的源流可以通过求变求存来在五代乱世给继续流传下去；但是唐密却因此泯然于历史了也不是什么偶然时间。话说回来，既然对方在这个时空，早早错过相对重要的几班车，现在终于见势不妙想搭上太平军这条大船，就没有这么容易和便宜了。
不要说周淮安会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就是那几家先来后到的佛门源流，难道会坐视其成将自己好容易适应新体制下的既得利益，给拱手让出么。
所以，根本不用周淮安刻意的引导和表态，就可以让佛门之间相互斗法，而压榨出他们最大的潜力和资源来，这次临时起意的舍利拍卖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和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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