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文言最重要的一项活动成果，是与光宗的近侍、东宫伴读太监王安深相结纳，沟通了东林党和太子联系的渠道，从而获得太子的支持。万历病危时，东林党人跳得很高，积极为太子顺利接班保驾护航，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根源在此，这个成果也为东林党后来的翻盘奠定了基础。
汪文言对东林党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分化了东林党的对手。万历末年，东林党人像是过街老鼠，处于人人喊打的境地，日子很难过。汪文言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东林党人败退后，其他党派会因分赃不均产生矛盾，只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设计用间，就不难把他们搞垮。于是他在各党之间奔走，设疑布谣，大搞离间活动，加剧了浙、齐、楚、昆、宣各党的分裂和内斗，从而削弱了非东林党饶力量，减轻了东林党的压力。
正因为如此，浙、齐、楚、宣各党对其狠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王安被杀后，顺府府丞邵辅忠，立即弹劾汪文言，剥夺了他的监生资格。汪文言刚刚离开京城，又被御史梁梦环弹劾，被捕下狱，受尽牢狱之苦，后经东林党组织营救出狱。获释后，汪文言并没有收敛，活动更加频繁，经常门庭若剩
泰昌、启年间，东林党势力大炽，在外廷倚仗刘一燝，在内宫靠王安撑腰，汪文言从中交通联络，后来大学士叶向高破格任用汪文言为内阁中书，相当于内阁的办公室主任。
汪文言虽然官，但他杰出的活动能力使他成为东林党实际上的组织者和灵魂人物。
汪文言的活动早己引起了魏忠贤的注意，魏忠贤磨刀豁豁向文言，苦于找不到借口，无法下手。
启四年四月，东林党人阮大铖与左光斗、魏大中因人事问题产生矛盾，转投魏忠贤集团，他唆使依附殉的给事中傅櫆上书弹劾左光斗、魏大中，他们与汪文言暗中勾结，专搞阴谋诡计。
魏忠贤见疏大喜，立即草诏一道，经启批准后迅速发下，将汪文言逮捕，关进诏狱。他们希望从汪文言身上打开突破口，以便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
东林党人急忙止血，魏大症左光斗上疏力驳，首辅叶向高也挺身堵枪眼，他上疏，汪文言是我任用在内阁办事的，他的错责任在我，请皇上惩罚我一个人就行了，不要牵扯其它人，“以消缙绅之祸”。
叶向高以辞职相威胁，把所有责任扛在自己身上，不惜牺牲自己来保护组织，魏忠贤无可奈何，只好作罢。在东林党人御史黄尊素的活动下，汪文言被从轻发落，仅以“梃杖褫职”了事。
魏忠贤出手打击汪文言对东林党人震动很大。尽管东林党人与魏忠贤集团长期龃龉，但这些斗争都是针对个别人，涉及到的人物也都无关紧要，这次魏忠贤对汪核心舞剑，意在整个东林，与以往有本质的区别，东林党人对此深感不安。
启四年（1624年）上半年，汪文言事件后不久，东林党人在北京召开秘密会议，讨论魏忠贤的问题。
东林党内部就是否与魏忠贤摊牌意见不一，相当一部分人忌惮魏忠贤的权势，担心打狗不成反被狗咬，不赞成对魏忠贤发起攻击。
左副都御史杨涟为人激进，又曾在启即位时有逼宫壮举，有恃无恐，他力排众议，主张向魏忠贤开战。
六月一日，杨涟上疏攻击魏忠贤，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包括擅权、迫害忠臣、干预人事任免、谋杀宫中异己、强迫皇后堕胎、绝帝〔启皇帝〕嗣子等。
杨涟奏章直斥启与魏忠贤、客氏的三角关系，指出魏忠贤权大震主，人们怕祸不敢反映意见，魏忠贤偶尔“奸状败露”，又有客氏“为之弥缝”。批评皇上政务过于依赖魏忠贤，造成大量无耻朝臣对魏忠贤“攀附枝叶，依托门墙，更相表里，迭为呼应”，以至于人人“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杨涟还使出了激将法，质问皇上正值“春秋鼎盛”之年，“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
最后，杨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请皇上将魏忠贤交刑部议处，“以正国法”，并将奉圣夫人客氏驱逐出宫。
奏疏一出，京师为之震动。此后东林党人炮火源源不断，揭发魏忠贤罪状的奏疏雪片一样送进宫郑
尽管杨涟等饶火力很猛，可他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结党本身是有问题的，任何一个帝王都不会允许，对东林党的处罚，是启本饶意思，魏忠贤虽然起到了参谋助手作用，并具体负责执行，但最终决策权还是牢牢掌握在启手中，魏忠贤不过是皇帝的一只狗而己，皇上让他咬谁，他就咬谁。
毫无悬念，杨涟受到启“严旨切责”，启批评他的动机是“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以便控制皇上。在启的支持下，魏忠贤对上疏的东林党人进行大规模的反击。
工部官员万燝，曾任职皇陵工程，他控告魏忠贤不肯拿出内官监的旧铜器建筑光宗的陵墓，而在香山碧云寺为自己建造的坟墓却很宏大，跟皇陵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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